[161]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
秩序、自由、平等、人权、和谐、正义、和平、发展、包容、和谐等都是法的重要价值，在实践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保护产权，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生态文明，引领社会风尚，推动人类文明等。（三）法理的意义分析 对法理进行意义分析，实质是要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法理，回答法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揭示法理的功能。
马克斯·韦伯根据政治生活中人们政治认同的依据亦即合法性基础的不同，把政权（政治统治、政治权威）划分为传统型的政治统治（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型的政治统治（Charismatic authority）和法理型的政治统治（Rational-legal authority）三种类型。[25] 更有许多法理学大师，如庞德、富勒、德沃金、拉兹、斯通、菲尼斯、考夫曼等，把法律与利益、法律与传统、法律原则、法的道德性、法律与正义、法律与逻辑、法律理念、自然正义、自然权利、法律权威的来源等作为法理学研究的重点。[43]（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1436页。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人，这是降低贷款风险的一种办法。《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的某些权利，而认为凡由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抹煞。
反之，那些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无助于实现人的目标，对人无用、无利甚至有害的东西，就是无价值的或负价值的，必然受到人们的否定性评价。就是要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兴趣和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和法的终极关怀。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6月)即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日本原本在欧洲列强的文明等级中只具有二等国家地位，即便打败了中国，仍未被纳入大国协调机制。康有为念念不忘扶光绪复位，将义和团和后党作为自己的敌人，希望在自立军、东南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拯救光绪皇帝。《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康有为仍然相信，德国终将崛起为欧洲霸主，德国所代表的君主制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典范性。
【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维也纳体系 君主立宪 康有为 。1814年，在奥、普、英、俄四国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地图(其中包括对波兰的瓜分)，奠定了新的国际体系。
其虽败耶，然列强和议既成，德舰何难袭我，全球畏德如虎，谁能为我兴师。[29]而当时日本政府也派出官方与民间人员到中国游说，希望修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抵消俄国在华势力的增长。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论域。欧洲是国际法的基座所在，正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直到1890年，压倒性的意见是，国际法意味着具体的欧洲国际法。
[53] 瑞士和美国尽管为大同世界的治理制度提供了想象的基础，但这两个国家自身在走向大同的过程之中，却未必都能走得很远。而处于霸权支配之下的受众，往往会简单地推断，广告中的宪制就是这个国家富强的原因，而忘记了不看广告看疗效。皇帝有权提前解散帝国议会，但需得到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三、德国的崛起与体系的衰变 流亡中的康有为足迹遍及五大洲，考察列国政俗，更为深入地理解当时的国际体系。
八大列强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代表自行召集协商会议，最后将协商结果强加给清廷。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
今天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探讨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的一般关系，与公羊学对内外关系的探讨方式有显著的不同，后者始终包含对文明程度高低的判断。[66]康有为：致议和委员陆、顾、王、施、魏书，载姜义华、张华荣编：《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但是，许多制度并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与国家实力上升之间的关联性不容易识别：究竟是宪制的优越导致了国家实力的上升，还是其他原因带来的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宪制运作顺畅，从而使其看上去比国家贫弱时期更有吸引力？历史不是一间实验室，允许我们控制某些变量，重复一些历史的进程，从而夯实我们对于因果关系或者相关性的判断。在此，康有为提到了三国还辽中德、俄、法三国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19世纪维也纳体系，究竟属于据乱世还是升平世？从夷灭菲洲的说法来看，康有为应该是把维也纳体系作为升平世的国际体系，只是德皇威廉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返祖现象，不是继续推进国际联盟的建设，而是私其国，攻击其他文明国家(诸夏)。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36]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这时候的共和乃是基于无君的形式标准的共和。
在1830年至1884年之间，还有不少于17次等级略低一些的会议(conference)，一般由东道国的外交部长主持，列强公使出席。而康有为所看到的对这一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者——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也是一个君主国。
[61]康有为：救亡论，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九集)，第234页。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宪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德国自身是否有利都存在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在康有为看来，同时代其他各国的宪制并不具备德国宪制所拥有的可推广性。
我国学者朱苏力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系列论文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内外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1919年创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却已经没有政制上的共识，它们所创建的新的协调关系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对德国的羞辱和报复，导致了后者复仇心理的潜滋暗长。[39]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七集)，第445页。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但这些在维也纳体系下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思想家，都难以摆脱一个事实的影响：当时国际舞台上最强大的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是君主国。
在同一个奏折中，康有为还反复强调波兰被俄、德、奥三国瓜分的先例。在立法权方面，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帝国议会(Reichstag)和联邦参议院(Bundsrat)组成。
这种对自己站在世界主流的自信，是支撑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主张君主制的精神支柱之一。[30]前注[21]，康有为文，第92页。
甚至文明、人性、进步这样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得到界定的，文明意味着欧洲文明，人性意味着欧洲人体现的人性，进步则是欧洲文明的进步。[61]这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但这一见解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实际上是在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语言等政策，促进民众的文化同质化，试图培育民族国家认同感。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则着眼整个国际体系，更新公羊学的内外论述，以保持儒学的万世法地位。
之所以是英式而非德式，有若干重要的考虑：第一，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作为核心，在光绪仍然在位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核心的角色，但年幼的溥仪是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的，更适合一个虚君的角色。列宁作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为国内革命提供了条件。
一种意见是，自外于主流将导致中国的削弱，只有融入主流，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与富强。康梁仍坚持联合中美英日的主张，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维新派救出光绪，继续改革。
古代中国当然存在着宪制，但成文的宪章对中国却是一种新的近代事物，代表着一种以承载了特定政治价值观的法律文本来规范现实政治的努力。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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